一、人们对俄罗斯“休克”改革方式的评价
    苏联的巨变令世界为之震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策划和推动的“休克疗法”起初在西方社会受到广泛欢迎。然而，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俄罗斯就被看作是一场灾难，整个1990年代都是俄国人民的痛苦岁月。奇怪的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竞相指责俄罗斯。图1反映的是前苏联和俄罗斯GDP增长率变动状况，可以看出制度剧变给经济带来的严重挫败和持续的衰退。
 　 俄罗斯农业改革同样是激进的。它追求土地私有化，意在建立美国式家庭农场。但在苏联时期农业享受大量政府补贴，而俄国在实行私有化过程中政府无力对新型农业经济体给予必要支持，加之原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管理者千方百计阻挠私有农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俄罗斯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可谓步履维艰(Буэдалов，2000：35—44)。与GDP走势几乎一致，苏东剧变之后的1991年，俄罗斯农林牧渔产值增长率一下子跌入负增长状态，为-3.71%，在此后的五年内，维持在-12.7%与-5%之间；只是1997年，呈现出1.65%的些许光明，随后就再次跌入-18.14%的深渊。自1999年之后，负增长的局面开始彻底改观，2007年，基本维持在16.22%和2.8%之间，并逐渐稳定在6%左右。改革的发动伴随着农业的大落，当阵痛之后，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中国与俄罗斯的学者基本上也否定俄罗斯激进变革方式，而赞美中国渐进式道路(刘美殉、伊万诺维奇，2004：15—78)。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GDP增长率最低为2.71%(1990年)，最高为15.23%(1994年)，29年间平均维持在9.98%左右的高水平。这样的骄人成绩无疑更强化了人们的这一看法。 
　  二、俄罗斯农地制度改革进程
 　 1991年底和1992年初，俄罗斯接受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实施一套农业改革与发展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实施土地私有化、废除国家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粮食订购任务，引入市场价格机制，建立以家庭农产(农场)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农业体系。
 　 土地私有化是俄罗斯改革的基本政策，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苏联人民早就从切身经验中得知，与私有土地“近似”的集体农庄农民家庭自留地(private plots)产出率特别高。虽然自留地土地仅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极小的比例，但却生产出不相称的大量农副产品。1991年，自留地仅占全部农业生产土地的3%，但却生产出18%的粮食和28%的畜禽产品。据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1991年发表的《价格政策和食物分配的调查报告》(Survey on Pricing Policy and Food Distribution)估计，苏联农民的自留地比国家经营的同类土地产出量要高出1.5—6倍(Schnitzer,1994：244)。人们意识到，土地私有化政策通过把农村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意在把集体农庄庄员转化成新型现代农民(farmers)，为建立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市场化农业经济奠定基础。
 　 俄罗斯1990年通过了《土地法》，1991年颁布《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紧接着又实施《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等一系列法律法规。2001年10月10日，经过长达7年之久的长期争论，再次颁布新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明确规定包括农业用地在内的土地可以实行私有化。2002年，又通过《农用土地流通法》，允许农用土地买卖，但禁止将农用土地卖给外国人、无国籍人士和外资股份超过50%的合资企业。
 　 土地私有化的成果是，到1998年初，俄罗斯全境1200万农村居民获得了1.159亿公顷土地，地方自治机构得到了3600万公顷土地，而个人副业、集体果园和花园占地达840万公顷，建立土地再分配基金3300万公顷。1998年，农业经济私有成分从1993年的64.2%上升到87.1%。2000年，97%的土地所有者已经得到了土地所有权证书。
 　 俄罗斯耗时10年左右的土地制度改革成效十分明显。它废除了原来的土地单一国有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都是国有土地的租赁者)，建立了私有和合作所有为主、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彻底解决了前苏联时期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致命缺陷。
    与土地私有化配套的改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工作也取得预期成果。俄罗斯境内的1.29万个国营农场和1.25万个集体农庄到1994年1月1日有95%完成了重组和登记注册，其中大部分改组为集体企业、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和私有企业，只有不到34%保留了原有组织形式。到1998年，新登记注册之后的私人农产(农场)和农民经济组织达28万个、各类农业企业共2.7287万家(Емелъянов，2001：7—11)。 
 　 三、俄罗斯的粮食生产和出口量
  　俄罗斯激进土地变迁虽然一开始引起农业生产的下降，但自1999年，其农业增长率就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然后，一直稳定增长，取得了相当理想的经济绩效。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一举扭转了前苏联形成的粮食净进口国的局面。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又开始续写1913年前的历史辉煌，已经或即将成为新世纪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
  　俄罗斯农业总产值经过多年下降之后开始回升，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单产都大幅提高。粮食生产在1999—2002年间连年增产，并在最后的两年里连续创造俄罗斯粮食总产量历史最高纪录。2003—2005年仍维持在接近8000万吨的水平。2006年，粮食总产量7840万吨；2007年，在世界粮食生产出现危机征兆的情况下，俄罗斯粮食总产量竟然达到8140万吨，仅比历史最高水平2002年的8550万吨少了410万吨。
 　 俄罗斯粮食生产状况的改善，同时改变了世界粮食贸易的格局。俄罗斯国内粮食需求约7000万吨，这使得自2001年起，俄罗斯再度成为世界粮食净出口国。俄罗斯人均粮食消费550—600公斤，远远高于中国目标值400公斤(至今仍未实现)。
 　 前苏联是世界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粮食进口国，尽管它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一般都超过400公斤。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激进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短期内导致粮食生产大幅度下滑，但激进变革的成效到新世纪终于显现了出来，并且发展势头非常强劲。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Poccrar)的数据，自2001年起，俄罗斯联邦甩掉了粮食进口帽子，转而开始向国际市场供给粮食。2001年，俄罗斯出口粮食320万吨；第二年就增加出口4倍多，达到1400万吨。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惊讶地发现，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之一。2003年和2004年，出口量继续增长，达到惊人的1700万吨。此后虽有波动，但仍维持在2005年的1249万吨和2006年的1040万吨之间。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世界粮食出现大范围紧张的2007年，俄罗斯仍然出口1500万吨粮食(相当于俄罗斯每10人向国际市场提供粮食1.1吨)，为稳定世界粮食价格水平做出很大贡献，令世界舆论刮目相看。
　  作为对照，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粮食进口和出口情况。中国原本也是粮食进口大国，自1960年起，除了1985—1986、1992—1994、1997—1998、2000、2002、2005—2007年等12年有平均318万吨左右的出口量以外，大多数年份是粮食进口，并且进口量相当巨大。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粮食净进口国。虽然自2005年起，我国连续三年持续出口粮食，但我国人均粮食消费仍不足400公斤这一事实的存在，就意味着粮食出口是以牺牲国内消费为代价的。2007年我国市场食用油、猪肉等农产品大幅涨价，就是对粮食出口量增加的自然反应。继续维持出口政策，既不合时宜，也难以为继。
 　 农村土地改革在中俄两国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从农业来看，中国的后续发展有放缓的迹象，有待新的突破；相对而言，俄罗斯农业在历经10年左右的衰退和震荡之后，增长势头迅猛，更显稳健，展现了明显的后发优势。
    四、俄罗斯农地变革绩效后显的原因解析
 　 (一)土地产权明晰，俄罗斯农业回归历史的辉煌
 　 前苏联土地国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只是土地的使用者，农民或农业工人没有土地的产权。俄罗斯推行土地私有化，目的在于建立农民家庭或其他经济组织对土地的明晰产权。
 　 私有化之后，俄罗斯农民把土地当作资本和家庭财富来珍视。通过建立家庭农场，或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加入合作经济组织，或以土地入股成为农业股份企业的股东，俄罗斯农民按现代化方式经营土地的积极性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
 　 我们知道，历史上俄罗斯的农业名声显赫。1861年废除农奴制，为俄国农业发展创造了制度前提。斯托雷平改革更是缩短了俄国农业与欧洲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俄国粮食总产量从1860年的3300万吨增加到1913年的8600万吨，即增加1.6倍；而同期马铃薯则增长了4.6倍。人均粮食由485公斤增长到540公斤，增加了11%，而人均马铃薯则增长了1.5倍。粮食出口由110万吨增加到1060万吨，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30%，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美国当时位居第三)(Думьяненко，2001：47)。俄国是欧洲的粮仓。然而，在苏俄时期和苏联集体化以后的70多年时间里，农业却反而成了最差的部门，无法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
 　 (二)农地改革销蚀了农村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
 　 俄罗斯农业改革是急风暴雨式的。如果说今日俄罗斯主导许多部门的仍然是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既得利益者或其相关人的话，那么，农业领域可以说是受旧制度贻害最少的经济部门。绝大多数过去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干部在农民进行的民主选举活动中落选，改革的推动力量与旧有既得利益者几乎没有历史的渊源。建立在明晰产权之上的新的农业生产机制，其运行起来所遭遇到的阻力大为减少。
 　 二战后实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公认取得成功的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研究表明，土改成功的条件之一是改革后不存在支配农村经济文化生活的精英集团(Powel-son，1990：9)。既得利益集团及其社会关系网络被清除，是战后日本、西德等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奥尔森，1999：5—86)。俄罗斯激进式改革最大限度地清除了传统既得利益集团成员的社会功能，因而，为改革取得成效铺平了道路。
  　(三)俄罗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俄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大国，其广袤的土地和极其丰富的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前苏联大规模的工业化，使农村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据联合国数据，2005年俄罗斯农村人口占27%，农业(农牧林渔)产值仅占GDP总量的5%。在苏联时期，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形成了今日俄罗斯农业机械化的基础，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比较先进。俄罗斯人均收入一般都要高于中国人均收入的两倍以上。据联合国数据，以1990年美元计，1990年俄罗斯人均国民收入总值是中国人均水平的11倍以上。俄罗斯激进变革开始后，两国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到1999年差距最小，仅差422美元。此后，随着俄罗斯新制度企稳，俄罗斯人的收入开始增加，且增幅逐渐大于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幅，到2001年，两国人均收入差距重回2倍；2005年，差距进一步拉大到3倍($5204：$1736)。如果仅看农业部门，中俄两国农民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则更大。一旦束缚农业生产的僵化制度因素被扫除，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农民所进发的生产热情和主动性理所当然地会改变俄罗斯的农业面貌，最起码也能赶上他们“解放农奴”的先辈们。
  　(四)土地资源丰富，农业经营有规模经济优势
 　 俄罗斯疆界广阔，可以实际用于农业用途的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0%；耕地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9.1%，人均耕地占有量居世界第三位。但农民比例很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仍然是十分充裕的。这就使得采用大型机械从事规模经营成为必然和必要。实际上，俄罗斯每年都有大量耕地闲置，其土地生产率(2007年平均单产为3.71吨／公顷)远较中国为低，但劳动生产率却是中国同行的几十倍。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农业潜力巨大，若有必要，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
 　 丰富的土地，良好的农业劳动力素质，相对很少的农业人口，再加上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农村土地制度，这一切不仅为俄罗斯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客观资源和宽松的制度条件，而且使政府扶持农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成为可能。可以预见，俄罗斯将成为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最重要供给者。
　　五、结语
 　 俄罗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采取了激进的变革方式，农业上推行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这样剧烈的制度变迁一开始打乱了既有的经济结构和网络，导致生产的急剧下降和社会生活的严重衰退，因而受到世界舆论的指责。但当新制度稳定之后，俄罗斯经济随之走出衰退阴影，后续发展势头显得长久而持续，俄罗斯农业生产表现尤其明显。俄罗斯的土地私有化历经波折，迅速推进，初期造成农业产量和增长率的严重跌落，但进入21世纪后，改革的长期绩效开始显现，并且趋势进一步看好，俄罗斯农业即将重温它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
 　 俄罗斯土地改革的经验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深化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更加明晰的产权结构，削弱传统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关系人控制农民的社会权力和网络，加速推进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进程，为资本要素流向农业，创造制度前提；建立农民家庭农场，从事现代化规模集约经营，或许可以有效地改善我国的“三农”问题。